安禄山有一整套消灭唐朝的大战略，但被突厥复国运动坑了｜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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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西园

因为唐朝史书记载不详，大众对安史叛军的战略规划和内部构成知之不详，有许多误解。安史叛军绝非无谋，其谋叛有政策、有战略，但因为各种社会原因无法成功，突厥余部叛离是安禄山没能追歼唐玄宗的重要原因，唐朝因此缓过一口气，开始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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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追杀唐玄宗失败

关于安禄山的燕政权入主长安之后的这段历史，后世的史家对一个问题十分不解：为何安禄山的大军在攻克长安之后没有继续向前，进而将分头逃窜的李隆基、李亨以及唐朝流亡政权一网打尽？

对于这个问题，传统史家大多将其归咎于安禄山及其部众目光短浅，缺乏战略头脑。

司马光就在《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中解释说：“贼将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

然而，如果这些叛将真是如此草包，那被他们到处追着打的唐朝官军将士岂不是连草包都不如了？

事实上，占据长安之后，燕军并没有停下进攻的脚步。燕廷任命了一位叫薛总的将领为宣慰使，率领偏师向着陇右、朔方等方向继续进军，收编沿途州县，占领重要军事据点。南奔巴蜀的李隆基前脚刚刚离开陈仓，通过散关，大约五天后，薛总便占领了扶风和陈仓。

李隆基差点被追歼

但是，燕廷低估了关中州县的抵抗决心，六月二十七日，扶风人康景龙自己组织起当地义勇军，对薛总发动了突然袭击，斩首两百余人。两天后，原先降燕的陈仓县令薛景仙也发动起义，击杀戍守在此的燕军，重新收复陈仓、扶风，建立了防御。

燕军长途奔袭，立足未稳，扶风城便被唐军收复，暴露了叛军正面临兵力不足、供给困难的问题。

所以叛军不得不收缩战线，退回到长安附近。

在安禄山与高尚、严庄等河北文士们制订的计划里，灭唐方案的核心应该是一场“斩首行动”，分两步走：

第一步，主力迅速南下，攻克唐朝两京，摧毁唐廷的中央指挥中枢。这一步，以长安的攻克为标志，已经圆满完成。

第二步，则是趁着唐朝群龙无首之际，四处出击，占领关陇、河南、江淮等地的战略要冲，逐步控制唐朝主要的经济发达地区。完成了这一步，燕的“宏图伟业”就可以基本奠定。

其后就是荡平巴蜀、江东等地区，建立新的大一统王朝，完成安禄山的千秋大梦。

而

要进一步攻占整个关陇地区的话，扶风是关键。这里是西部地区重要的十字路口

，北通朔方，南抵巴蜀，西方可通陇右、河西乃至安西，必须攻下。

但燕军反复尝试进攻扶风，却都被薛景仙率领的唐军击退。安禄山还派遣心腹，带着燕廷劝降的敕书和钱帛前往河西、陇右地区策反，也都没有成功。

正当燕军准备新一轮的出击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突厥复国主义运动

燕军主力部队成分驳杂，有原范阳节镇的精锐边军，也有直属于安禄山本人的曳落河骑兵团，甚至还有被安禄山收入囊中的同罗、突厥等各部番兵。

这些部队都自成体系，互有龃龉，关系错综复杂，全赖着安禄山绝高的威望，才强行拧成了一股绳，在不久前的灵宝西原之战中，全歼了哥舒翰的二十万大军。而一旦大敌消灭，原来的矛盾又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燕廷任命的长安留守是中书令张通儒。他是安禄山心腹中少有的几个出身名门的士人之一。令他主掌长安，应该也是为了更好地在这里建立“统一战线”，吸纳被俘虏的唐廷官员。

但是，燕廷关中军区的主帅并非张通儒，而是安禄山的另一个心腹——殿中监、安禄山的干儿子契丹武人孙孝哲。

安禄山的义子众多，但孙孝哲略有不同。《旧唐书·孙孝哲传》载，孙孝哲“母为禄山所通，因得狎近”，并且他还在安禄山称帝后被封为王。

这是安禄山麾下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起兵初期，河北文士集团凭借着“闪电战”计划一炮走红，获得了安禄山的宠信。

随着燕军起兵两三个月后一度受阻于潼关，且后方河北的退路又被李光弼率领的唐军阻断，当初严庄等人打了包票的军事方案便受到了安禄山的质疑，河北文士集团开始失宠。

而灵宝西原之战中，安守忠、崔乾祐率军击破唐军，北地武人集团由此在两派竞争中胜出。在安禄山的核心决策团内部，武人孙孝哲的风头也盖过了谋士严庄，被安禄山委任为关中诸将的总指挥。

孙孝哲是典型的武人做派，性情强横放纵，杀伐决断，专制非常，在军中自然有着一股文士们难以企及的威望。他坐镇长安城中总领关中诸将。另一位燕军大将安守忠率领野战兵团屯驻于禁苑，暂时可以弹压各路桀骜不驯的番兵。

可北地武人集团的成分实在是过于复杂，像孙孝哲这样的管理方式，能管住那些习惯了依军令行事的职业军人，却管不住有心作乱的阴谋家。

长安城北的禁苑里，阴谋正在酝酿。

禁苑是皇家独享的郊野公园，横亘于龙首原上宫城以北直到渭水之畔的大片区域。除了供皇家田猎、游玩和饲养马匹及珍禽异兽，禁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屯兵。唐开国以来，北衙禁军就一直屯驻于禁苑之中。如今“城头变幻大王旗”，燕军进驻长安之后，其主力部队就屯驻在禁苑中原有的军营里。

突厥兵的营帐中，突厥部酋长阿史那从礼正探查着长安城里重重的矛盾，暗自实施着他自己的计划。

突厥各部的后裔遍布天下，但要么成为其他汗国的一部，要么就已经归化，成为唐王朝的正规军。阿史那从礼带领的应该是这个时代最后一支打着狼头纛的突厥军团。那个盛极一时，令包括唐朝在内的周边政权吃尽苦头的突厥汗国，早已经灰飞烟灭了。

昔日突厥的漠南王庭已经成了唐帝国定襄郡的一部分，突厥的神山郁督军山（即今蒙古国杭爱山，突厥、回纥等部的圣山）则成了回纥汗国的领地。

天宝四载（745），后突厥汗国最后一任可汗白眉被回纥人击杀，传首于长安。突厥残部星散，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向东逃窜，随后被安禄山收揽，阿史那从礼就在其中。

十余年来，这些突厥部族受安禄山的庇护，所以安禄山一声召唤，他们便跟随幽燕大军南下，一路杀到了长安城，斩获了无数战利品。

但这不是阿史那从礼真正想要的。作为突厥王族的后代，阿史那从礼心中隐藏着一张宏伟的蓝图，那就是恢复突厥故土，重建一个新的突厥汗国！

突厥狼头大纛最后的荣耀

安禄山征调各路番部附庸南下灭唐，其实也给了阿史那从礼一个机会：可以借机整编分散的突厥各部，同时与铁勒部族串联，一起策划他们的宏图大计。阿史那从礼物色的盟友就是在安禄山南下过程中立下大功的同罗部。

与其他番兵不同，同罗部加入燕军并非出于情愿。同罗部一直定居于朔方一带，历来以兵马精锐而闻名。安禄山诱杀他们的首领阿布思，吞并了同罗部众后，又将责任推给了杨国忠，这才鼓动同罗精骑加入燕军，来向唐相杨国忠报仇。

他们原本就是被裹挟着参与起兵的，如今大仇得报，自然不再恋战，想找个机会返回草原——在黄河之北、阴山以南广袤肥沃的河套平原上，有他们祖先生活过的沃野。相当数量的同罗人便参与了阿史那从礼的密谋，他们计划着，要找到一个时机，脱离燕廷。

突厥叛逃加剧燕军内斗

至德元载（756）七月，长安城的燕军加紧了对关陇各地的攻略。由于大唐陈仓县令薛景仙（几天后将被灵武政权加封为扶风太守）坚守扶风，所以孙孝哲加紧派兵，誓要拔除这颗西进道路上的硬钉子。长安城的燕军兵力一时空虚，阿史那从礼判断，最好的时机已经到来。

七月二十二日，就是突厥、同罗发难之时。阿史那从礼一声喝令，五千突厥、同罗骑兵叫嚷着冲出禁苑，向北而去。他们还派出两股小队，一队闯入禁苑里的飞龙厩、祥麟厩等马坊，牵走两千匹御马，作为下一步发展的资本；另一队则进入长安城中，制造混乱，作为扰乱燕军判断的疑兵。

长安城中一片混乱。突厥、同罗人这一行动打了燕军一个措手不及，燕军将领们都蒙了：到底谁才是叛军？

而那些刚刚归降的原唐廷官员则更是无心坚守岗位，早就躲了起来。不少人只是迫于无法逃离才伪降燕廷，如今得到机会便趁乱出奔，循着大唐天子的方向而去。不知是无人看管还是有意放纵，狱囚们也纷纷逃出监牢，大摇大摆地游荡在街上。

就在长安的燕当局还没有在混乱中反应过来的时候，阿史那从礼已经顺利地率领突厥、同罗等部五千骑穿过了渭水便桥。桥北面，就是一百多年前突厥颉利可汗南征抵达的最远区域，当年刚即位的唐太宗李世民独自在此劝退了突厥各部的十万大军。如今，阿史那从礼要带着部下们，顺着当年突厥人南下之路北上，重返阳光之土。

阿史那从礼叛逃事件，引发了整个战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直接的影响，应当就是折损了燕军进一步前进的锋芒。

在阿史那从礼叛逃的几天后，燕军从扶风前线撤退，薛景仙率领的唐军打赢了这场扶风保卫战。此后，扶风城成为唐朝防御体系的一处重要运输命脉，承载着从帝国四境接收战略物资并运往前线的使命。

而在燕军内部，北地武人集团与河北文士集团的矛盾也因为这一事件而进一步激化。

在得知阿史那从礼叛逃后，孙孝哲立刻带着大将安神威前去追赶，希望阿史那从礼“迷途知返”，但遭到了拒绝。出现这场重大事故，主帅难辞其咎，安神威因此忧惧而死，不过很大可能是被依照军法处决，或畏罪自杀。

孙孝哲在燕廷内部春风得意的势头也就此终结，此后在长安方面的历次作战中，都不再以总指挥身份出现。关中战区的军事负责人换成了经验更加老到的大将安守忠。

河北文士集团则对这次事变的态度颇为暧昧。西京留守张通儒素来与崔光远、苗晋卿等归降唐官走得近，对于他们暗暗散播大唐天子西幸巴蜀、尚且安好的消息，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长安城中因突厥北奔而大乱之时，张通儒等燕廷文官基本无甚作为——既然是北地武人自己搞出的乱子，他们自然会选择坐着看戏。

此举令城中不少人以为叛军将退，窃喜不已。崔光远还命京兆府的属吏们控制了孙孝哲的官邸，这让劝归失败后回到长安的孙孝哲又是愤怒，又是惊惧，于是直接打报告给洛阳，请安禄山来定夺。

崔光远见状也不装了，带着京兆府及长安、万年二县所属官吏十余人径自逃出长安。他们已听说新皇帝李亨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于是快马加鞭，直奔灵武而去。

而张通儒作为西京留守全程都是不参与、不阻止的态度，任由崔光远、苗晋卿等人离开。

当局有如此态度，一直脱不开身的大量归降唐官便如决堤般逃离了长安。侍御史吕、右拾遗杨绾、奉天令崔器等一大批降官一溜烟儿地往灵武跑，回到了唐廷的怀抱。

事后安禄山追究责任，张通儒及其代表的河北文士集团自然是被痛批一番，也因此进一步失去了安禄山的信任。接替崔光远担任京兆尹的，是屡次领兵与唐军作战的燕军将领田乾真——京兆尹这个重要职位，终究还是落入北地武人集团手中。

安禄山无法处理文武两派的内斗

两大利益集团的矛盾有了公开化的趋势，此时的人们还没有预料到，这一事件已为燕廷此后的命运埋下伏笔。

本文节选自范西园的新书《复长安：安史之乱危局与唐王朝的重生》，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截取从安禄山夺取长安到唐军收复长安这一年半的事件为横剖面，理清安史之乱的线索，尤其注重安史叛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战略规划，很有新意，行文也明白晓畅。大司马已读完，很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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