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人(五)

小时候对沈阳没有概念，我的梦想是去北京，去见毛主席。结局是，1992年才第一次去北京，到现在也没去过长城。

毛主席见到了，在纪念堂里。

那一年我24岁。

还有一件震撼的事，1990年，我22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在大连亲自面见了大海。

傍晚，看到渐渐暗下去的海面，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缩小，直到有些恐惧。

我简直太渺小了，在这个世界我可有可无，或者说，我干吗要出现在这个所谓的人间呢？

完全没有必要呀，我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呢？百思不解。

后来有一次坐船从大连去烟台，在茫茫的大海上，四周都是阴沉沉的海水。我心想：这要是有危险，如来佛都救不了，船这玩意坐不得。

回来的时候坐的飞机，还是拿介绍信买的机票，由于怕买不到机票很紧张，第一张空白介绍信还填错了。

我好像对水有种莫名的厌恶，我不会游泳，对洗澡也不热衷，不像其他哥们儿，动不动就去洗浴泡一阵子。

我一直觉得有一个意识在引导我的生活，我是土命，还是墙头土。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说遇到水，我必将成为炮灰。好在作为墙头土，大水来了，我还能苟且一会儿。

沈阳不著名，非常不著名，作为沈阳人没什么优越感，我们这是个小地方。

成年后我逐渐弄清了这个事实，但我一点都不自卑。我的自信与生俱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内心里什么都不在乎，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靠名利挟持我。

名和利诱惑不了我，金钱和美女也诱惑不了我，这种人生太踏马奇葩了，我到底来这个世界干吗来了？！

因为家里有这个大院子，院子有两棵丁香树，还有两架葡萄。

这是大户人家的标志，只是没有狗，也没有抱狗的丫头。我整天面对的都是些紧绷的面孔，俗称阶级斗争脸。

他们穿着蓝色、灰色，极少数年轻人穿草绿色，但很少有人穿黑色，是不是黑色颜料奇缺，到现在没搞清楚。

有同龄人回忆童年时，尽管表露出童年艰辛，但从没有人抱怨不快乐。

我连艰辛都不抱怨，反倒是经常反思，为什么上小学之前挨了那么多的打，是不是因为没上学，家长不知道我其实是个好学生。而我的种种行径，如果不打，将来会不会演化成为一个纨绔子弟。

打没少挨，家长的预判也是对的，成年后我终于得到了朋友的认可：你是个纨绔子弟。

我不是那种寻花问柳，花天酒地的纨绔，我是那种独断专行，一事无成的纨绔。就是说，从来不去干正经人认为必须去干的正经事。

当所有人向左的时候，我一定向右，当他们发现右边好玩，而蜂蛹而至时，我一定躲到左边去。我就是不愿意跟大众一起玩。

可想而知，单打独斗的成功率很低，每每的结果都是失败。对于失败我从不伤心后悔，只是认为这件事没什么意思，不值得我为它付出。

对于感情亦是如此。

1974年时我已经六岁了，在这个院子里还有两个同龄人。一个是大舅的儿子，跟我同岁，另一个是我姨的儿子，比我小两岁。

正如郭先生相声里说的：一个正队长一个副队长，带着一个队员，两个队长还经常把队员甩了，不带他玩。

说起我家的亲戚，非常复杂。说混乱怕挨揍，我那山东后裔姥爷活着的话，真会活活打死我。

我姥爷的父亲，我得叫太姥爷，据说我出生的时候，太姥爷还活着，我们见过面，他应该认识我。

我这太姥爷闯关东来沈阳，扎根发芽，事业有成。

扎根是件非常艰难的事，他娶了四房媳妇才扎下了根，克死了三个。所以说呢，我克亲人的能耐，估摸是继承了他老人家的基因。

太姥爷第一个媳妇，先生了一个男丁，就是我大舅的父亲，我应该叫大姥爷。

后来又生了一女，我还有一个大姨。这大姨的身份，多年以后我才弄明白。我有一堆姨，还有一堆舅老爷，简直让我头疼。

大姥爷的母亲病故，他父亲又娶了一房，就是我亲姥爷的母亲，所以我姥爷和大姥爷同父异母。

太姥爷有钱吧，没钱谁娶得起俩媳妇。

我姥爷和他的哥哥只相差几岁，他的哥哥早年是公子哥，据姥姥起头说过，大姥爷18岁的时候，从柜上拿了三百大洋，跑天津卫宿窑子去了。

一个多月，钱花光了，老鸨子不放人，最后拖人给沈阳带话，我姥爷又带了一笔钱去天津把他赎回来。

我姥爷不爱提这种事，没面儿，仅插了一句话：我那时候才十四岁。

太姥爷眼瞅着大儿子管不了了，心生一计，送到队伍上去，让长官管教。

好了，戏剧性的故事开始了。

那些黑东北人不抗日的瞅好咯，一个纯正的山东人，把他的大儿子送去当兵……

那时候……九一八事变后，日占时期，我这大姥爷参加了……是警察呀还是宪兵啊没弄清，但听我妈说，早年还有张照片，大姥爷拄着战刀拍的，特威风。

是不是有人要疯了，不关我事啊，那时我太爷爷还在深井子那嘎达种地呢，都没进过城。我们满族人就是老实，穷，胆还小，那些繁华所在不敢去。

可是……没去多少日子，有公人来家里送阵亡通知书，上面写的是：枪械走火，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没的，连尸首都没见着。

是被抗联击毙了，还是参与了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没有解释，没人敢问。

他的儿子的媳妇，我那亲爱的舅妈，特有想象力，她说：“死了怎么尸首都不给呢，没准投了国民党军跑台湾去了吧。”

后来两岸三通，我舅妈每天幻想着她的公爹拎着一皮箱钱回来找他们。

这不，我大舅都过世了，那皮箱也没见着。

山东人爱考公这事，自古就有。我太姥爷的行为有传承，东北人就没这心眼。就说梁山泊的哥们，不就是想进体制吗，瓦岗山那伙就是成功的例子，后人能不效仿吗。

至于为什么太姥爷非让他大儿子进警局，是有缘故的。

太姥爷家当年在中街有店铺，晚上呢有小伙计看店。柜上有钱啊，就买了台收音机，那时候有钱人家才买得起。

可这小伙计呢，半夜睡不着，鼓捣那收音机，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收听到民国的电台了。

这可了不得了，那时候东北叫满洲国，中华民国是外国。听中华民国的电台，那叫偷听敌台，重罪。

其实，我小时候也偷听敌台。周三下午没有广播的时候，我就听短波，里面好像就俩台，一个是教英语九百句的，天天播。还有一个台是讲什么福音的，有主、有玛利亚、还有约翰还是约什么，声音忽大忽小，听地累。

对了，我爸和我大舅也偷听敌台。自卫反击战时，一到晚上七点，他俩就听美国之音，第一时间知道部队打到哪了。

我大舅就是有心眼，他家也有收音机，他不听自己家的，听我家的，这要是被逮着，倒霉的是我爸呀。

算了算了，二位都过世了。

话说姥姥给我们讲，她小时候大人聊天，都不敢说关内的事，地名都不敢提，想说关内的事，只能说“那边”。

咱们再说这小伙计。有一天晚上，收听敌台这小伙计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日本人发觉了。我琢磨，是不是跟《永不消失的电波》里一样，被日本巡逻车扫描到了。

我判断，应该是当年沈阳一过半夜就没广播了，大半夜听收音机的必定是收听电台。

结果呢，逮宪兵队去了，传出话来：枪毙！

万恶的日本侵略者，要枪毙山东老板雇佣的东北小伙计，这还能忍？！

决对不忍！

那么我这山东太姥爷会怎么办呢，咱们下回 再说。